泸州银行与“与德系”的资本迷局：从基石投资者到两亿坏账

2018年岁末，泸州银行（01983.HK）在港交所的聚光灯下完成了其上市首秀，发行价3.18港元，募集资金逾16亿港元。彼时，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这家川南地区首家上市城商行的资本故事与扩张蓝图。在光鲜的上市光环背后，一场关于“与德系”企业的资本迷局正在悄然酝酿，并在随后两年内演变为一起涉及两亿元巨额不良贷款的司法案件。从引入上海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与德”）作为基石投资者，到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与德”）贷款违约，再到担保人集体失联、对簿公堂，这一连串事件不仅暴露了借款人的经营困境，更将泸州银行的风险管控体系置于理性的显微镜下。

当我们剥离掉复杂的股权架构与法律术语，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作为一家刚刚登陆资本市场的公众公司，泸州银行在贷前调查、关联识别及贷后管理中，究竟缺失了什么？

回顾事件的起点，时间线的巧合令人咋舌。2018年10月22日，就在泸州银行正式递交招股书并筹备上市的关键窗口期，该行向南昌与德发放了高达2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仅仅两个月后的12月17日，同属“与德系”的上海与德以基石投资者的身份，斥资约3.18亿港元认购泸州银行1亿股，成为其重要股东。这种“先放贷、后入股”的紧密时序，构成了金融实务中极为敏感的关联交易图景。虽然从法律形式上看，借款人与投资人分属不同法人实体，但在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下，二者同受“与德系”控制的事实不容忽视。泸州银行的风控体系是否在当时真正执行了穿透式审查？是否将这两笔业务视为同一集团客户的统一授信进行风险评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借款人仅依靠部分利息偿还维持表面正常、实则资金链紧绷的情况下，银行为何仍敢在上市前夕释放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

这不禁让人质疑，这笔贷款的审批逻辑，究竟是基于企业真实的偿债能力，还是基于对即将入股的“战略伙伴”的盲目信任，甚至是某种为了美化报表或完成上市指标的利益交换？

随着南昌与德在2019年6月后停止付息，直至完全违约，泸州银行的风控漏洞从潜伏走向爆发。根据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截至2019年10月，南昌与德拖欠本金2亿元及巨额罚息，而包括上海与德在内的所有担保方均未履行代偿责任，甚至在诉讼中集体缺席。这一结果直接揭示了泸州银行在担保圈风险识别上的重大失误。银行在构建担保链条时，似乎过度依赖“上海与德”作为拟上市银行基石投资者的信用背书，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当借款人与担保人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且该共同体整体面临流动性危机时，所谓的“连带责任”往往是一纸空文。担保的本质是风险分散，而非风险叠加。泸州银行将赌注全部压在“与德系”这一根绳子上，一旦该集团资金链断裂，银行便失去了第二道防线的保护。这种对关联担保有效性的误判，反映出该行在贷前调查中可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即重形式合规而轻实质风险，重股东背景而轻第一还款来源。

更为严峻的是，这起案件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泸州银行贷后管理滞后与预警机制失灵的缩影。从2018年10月放款到2019年6月出现欠息，中间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银行似乎未能通过资金流向监控、企业经营数据跟踪等手段捕捉到任何危险信号。直到借款人彻底“躺平”，银行才被动地诉诸法律。但此时的诉讼往往只能获得一纸胜诉判决，却难以挽回真金白银的损失。被告方的集体缺席与失联，恰恰证明了银行在风险暴露初期缺乏果断的资产保全措施，如提前查封、冻结关键资产等。这种反应迟钝，不仅让银行错失了化解风险的最佳窗口期，也暴露了其内部风险预警系统的形同虚设。事实上，监管部门后续的处罚记录也佐证了这一点。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曾因“贷后管理流于形式”等问题对泸州银行处以罚款，这表明该行在信贷全流程管理上存在系统性的短板，而非一时疏忽。

面对如此明显的风险线索，我们不得不追问：泸州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是否在关键时刻失效了？在上市冲业绩的压力下，风控部门是否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与话语权？作为一家地方性城商行，泸州银行在跨区域经营和规模扩张的冲动中，是否忽视了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边界？数据显示，近年来泸州银行贷款增速持续保持高位，但在规模快速膨胀的同时，其资产质量却面临严峻挑战。除了“与德系”的两亿坏账外，该行近期还涉及其他多起大额不良贷款重组案件。这种“一边高速扩张、一边不良频发”的现象，深刻反映了其在发展战略与风控能力之间的失衡。当银行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市场营销与规模竞赛中，而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精细化打理和对增量业务的严格把关时，风险的累积便成为了必然。

此外，这起案件还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合规性提出了尖锐的拷问。泸州银行是否向港交所及广大投资者充分披露了这笔2亿元贷款的真实风险状况？是否揭示了借款人与基石投资者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贷款分类出现瑕疵后，或者银行明知该笔贷款存在高风险却依然放行，那么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犯，更是对资本市场诚信原则的践踏。基石投资者的引入本应是为银行带来长期稳定的资本支持与治理优化，但在本案中，却演变成了风险传导的通道。

理性来看，商业银行经营的是风险，出现不良贷款在所难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不良是如何产生的？是由于不可抗力的宏观环境突变，还是源于银行自身风控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在“南昌与德”案中，借款人资金链断裂虽是直接诱因，但泸州银行在关联关系识别上的盲区、在担保有效性评估上的误判、在贷后监测上的滞后，无疑是导致损失扩大的根本原因。如果银行能够严格执行穿透式监管要求，将“与德系”视为统一集团进行限额管理；如果银行能够在贷后早期发现异常并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如果银行能够坚守风控底线，不因股东身份而放松信贷标准，那么这场两亿元的坏账悲剧或许可以避免，或者至少能将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当前，中国银行业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监管层反复强调要回归本源，做实风控。对于泸州银行而言，“与德系”坏账案不仅是一次财务上的损失，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它警示所有中小银行，

在资本运作的盛宴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防利益输送与风险隐匿。风控体系不是摆设，而是银行生存的底线。任何试图绕过风控、追求短期规模或上市政绩的行为，最终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此外，2014年12月10日，游江正式取代龙文彬，成为泸州银行的法定代表人。随后，引进基石投资人上海与德，带领泸州银行港股上市，至今已逾11年，仍稳坐董事长。

面对判决书上冰冷的数字和未执行的债权，泸州银行需要给出的不仅仅是一份法律层面的回应，更应是一份深刻的内部反思与整改报告。如何重建独立、穿透、动态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平衡规模扩张与资产质量的关系？如何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这些问题，关乎泸州银行的未来，也关乎每一位投资者的信任。在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的大背景下，唯有敬畏风险、尊重常识、严守底线，方能行稳致远。否则，类似的资本迷局与风控失守，恐怕还会以更惨烈的方式重演。这不仅是泸州银行的必答题，也是整个银行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必须跨越的门槛。（作者：财评社）

Fintecdaily.com认为，泸州银行在2018年港股上市前后发生的“与德系”两亿元不良贷款案件，暴露了其在信贷风险管理上的明显短板。2018年10月，泸州银行向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发放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两个月后，同属“与德系”的上海与德以基石投资者身份认购该行1亿股，成为重要股东。这种“先放贷、后入股”的时序安排，使得两笔业务在实质上形成较高关联度。但银行在贷前审查中，未能严格执行穿透式关联识别和统一授信管理，过度依赖上海与德作为基石投资者的背景，而对借款人真实偿债能力和交易背景审查不足。贷款发放后，借款人2019年6月起停止付息，最终全面违约，包括上海与德在内的担保方均未履行代偿责任，导致银行形成2亿元本金及大量罚息损失。整个过程中，银行贷后监测滞后，长达八个月未有效捕捉风险信号，资产保全措施启动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