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银行部分高管年薪达250万，1.2亿股反对票砸向薪酬案

5月15日，杭州银行(600926)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落下帷幕，12项议案悉数获得通过，表面看似"全票通过" 的圆满结局，却掩盖不住中小投资者对薪酬方案的强烈不满。

两项核心薪酬议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和《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均遭遇1.2187亿股反对票，在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群体中，反对比例双双超过9.5%，成为本次股东大会上最刺眼的"不和谐音"。

在股东大会的语境中，接近一成的反对比例，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那么，这近一成的反对票，矛头究竟指向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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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精科年薪253万登顶

中小股东说“不”

这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2项议案涵盖董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决算、利润分配、章程修订、薪酬制度等多个方面。从整体表决看，大股东的压倒性支持确保了每项议案顺利过关。

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结果，暴露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反对票高度集中在薪酬类议案和关联交易制度修订上。

具体来看，两项薪酬议案——即《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和《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各自拿到了1.2187亿股的反对票，反对比例超过9.5%。

杭州银行高管的薪酬存在怎样的问题，竟然遭到近一成的股东反对？

深入剖析杭州银行高管薪酬体系，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结构性失衡，呈现出"两极分化" 的奇特格局。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绝对金额上，更反映在薪酬决定机制的内在矛盾中。

一边，是纳入杭州市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范围的治理层，薪酬由杭州市财政局牵头考核确定，遵循地方国资的限薪框架。董事长宋剑斌2025年税前报酬仅76.25万元，党委副书记温洪亮66.84万元。这一薪酬水平，不仅远低于同级别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董事长，甚至在城商行中也只排到第13位。

另一边，则是走市场化定薪路线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以副行长（2026年1月升任行长）身份领取薪酬的张精科，税前收入高达253.78万元，居全行首位；其他几位副行长的薪酬高度集中在240万至250万元区间；董事会秘书王晓莉的税前薪酬也超过了212万元。

在全行业都在倡导降本增效、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职业经理人团队维持在人均接近250万元的薪酬水位，这种结构安排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自然会引发投资者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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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中的"高薪异类"

薪酬超同业均值

银行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两个维度的判断：一是纵向比较，即薪酬与银行自身业绩表现是否匹配；二是横向比较，即同类银行中的薪酬水平是否处于合理区间。

在盈利维度上，杭州银行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387.99亿元，同比增长1.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29亿元，同比增长12.05%。资产质量方面，不良贷款率维持在0.76%，拨备覆盖率高达502.24%

但全面评估这家银行的真实质地，还需要穿透数据看到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一点是，净利润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并非来自经营效率的根本改善，而是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

2025年末，杭州银行资产总额突破2.3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1.86%；存款与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3.20%和14.33%。在净息差下降5个基点至1.36%的背景下，规模扩张对利润的拉动作用至关重要。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是营收与净利润增速之间的显著背离。2025年杭州银行营业收入同比仅增长1.09%，增速创下十年来新低，但净利润却实现了12.05%的双位数增长。两者的巨大落差，很大程度上来自拨备反哺——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末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净利润的增长有一部分是通过释放前期计提的拨备来实现的，而非完全由当期经营效益驱动。

将杭州银行的高管薪酬数据置于行业参照系中观察，问题会更加清晰。

从总量来看，2025年杭州银行全体董监高税前薪酬合计2174万元，在17家A股及H股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二，相当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大行的两倍多。

即便是与同为头部城商行的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相比，杭州银行副行长薪酬也明显处于高位，而其业绩增速却已落后于部分同业。例如，宁波银行2025年净利润增速15.3%，高于杭州银行的12.05%，但其副行长平均薪酬约220万元，低于杭州银行的240万元以上水平。

从行业趋势来看，2025年上市银行管理层总薪酬整体呈下降趋势，42家银行中仅6家实现增长。在行业普遍收紧薪酬的大环境下，杭州银行的董监高薪酬总额虽然较上年下降了约20%，但职业经理人团队的人均薪酬依然维持在高位。

结论

杭州银行中小投资者近10%的反对票，并未改变任何一项议案的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近一成的反对票没有分量。恰恰相反，在上市公司治理日益强调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背景下，超过9.5%的反对比例已经是一个值得董事会认真对待的信号。

客观而言，杭州银行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为银行注入了活力和竞争力，这几年持续增长的业绩本身就是最直接的背书。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给予业务高管市场化薪酬，而在于：当“限薪”与“市场化”两种分配逻辑共存于同一家公司时，如何构建一套透明、公允、经得起投资者审视的薪酬治理框架，让每一分报酬都能在阳光下呈现出清晰的对价逻辑。

中小股东的反对票并不是要求降薪，而是要求说清楚——副行长们拿到的近250万元年薪，到底由多少基本薪酬、多少绩效奖金构成？绩效考核的指标是什么？目标是否达成？递延支付的比例和期限如何设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年报中并没有给出。（作者：资本透镜）

Fintecdaily.com认为，杭州银行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两项核心薪酬议案遭遇近一成中小股东投出1.2187亿股反对票，表面上是对两极分化定薪结构的消极抗议，实则是市场对该行依赖规模扩张、通过拨备反哺实现净利润虚高增长路径的信任危机。2025年杭州银行营业收入同比仅微增1.09%，增速创十年来新低，而净利润在息差收窄至1.36%的压力下依然录得12.05%的双位数增幅，其核心变量在于拨备覆盖率大幅调降了近40个百分点。用降低风险防御垫释放出的历史红利来为当期高管绩效背书，显然背离了经营效率根本改善的对价逻辑。在全行业普遍降本增效、42家上市银行管理层总薪酬整体呈收紧态势的背景下，杭州银行董监高总薪酬合计2174万元高居上市城商行第二，凸显出其作为行业高薪异类的治理失范。体制内限薪的董事长宋剑斌税前仅拿76.25万元，而走市场化路线的副行长团队人均薪酬却高达240万至250万元，这种双轨制分配缺乏经得起推敲的透明度。中小股东说不，根源在于基本薪酬与绩效奖金构成、考核指标达成度以及递延支付比例等核心关键数据的全面黑箱。在营收失速、逆势维持高水位的职业经理人激励，若无法向投资者交出清晰的长期价值对价，终将在息差下行周期中沦为吞噬股东权益的制度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