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银行重庆一支行违规放贷 3.77 亿：劳力士、相机和港澳游击穿防线

一块劳力士、一台高端相机、一趟全程包办的港澳游，竟轻松击穿国有大行最末梢的风控防线。当小小的人情往来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一场长达数年的违法放贷随之悄然上演。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一则刑事判决书，一起尘封十余年的银行信贷违法案件完整浮出水面。

来源：裁判文书网

经公开资料比对，判决书中的“A 银行”，正是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开州支行。

支行原行长、副行长、对公经理三人，收受企业方好处后，违规发放贷款3.77 亿元，最终导致银行6493.737 万元本金永久核销。从利益输送到风控失守，从巨额损失到刑事追责，这起案件的全部细节，均在判决书中一一呈现。

01

收受贵重财物，

放弃信贷职责违规放贷

根据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2011 年底至 2014 年 9 月期间，樊某顺担任A 银行重庆开州支行行长，何某担任支行分管信贷副行长，郭某政担任支行公司业务部经理，三人手握支行信贷业务调查、审查、上报的核心权限。

重庆B公司实际控制人易某权，为从该支行获取大额贷款，向三人输送利益，先后赠送劳力士手表、高档数码相机等贵重物品，还全额出资安排三人前往香港、澳门旅游，包揽全程食宿及游玩费用。

收受好处后，三人彻底放弃银行信贷履职要求，对于易某权提供的虚假购销订单、伪造的财务报表、私刻合作方印章制成的业务确认书等贷款材料，未开展任何实地核查，未核验材料真实性，也未落实贷前尽职调查、贷中风险审查的法定职责，直接将虚假材料整理上报，为重庆B公司办理国内订单融资贷款。

在此期间，三人累计违法发放贷款 18 笔，总金额高达3.77 亿元，全程未对贷款资金流向、业务真实情况进行任何贷后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这场违规放贷案的始作俑者，易某权已经先行获刑。2024 年 5 月 22 日，易某权因犯骗取贷款罪，被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02

造成六千余万损失，

三人均获实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的 3.77 亿元贷款，因重庆B公司无实际还款能力，且贷款资金被挪作他用，最终全部形成不良贷款。截至案件处置完毕，A银行重庆开州支行对该笔贷款进行呆账核销，共计核销本金 6493.737 万元，相关利息损失 2853.62 万元，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

公诉机关指控樊某顺、何某、郭某政犯违法发放贷款罪，法院审理后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三被告人身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惩处。

同时，法院认定三人经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结合三人犯罪情节及责任大小，最终作出如下判决：

• 被告人樊某顺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 被告人何某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 被告人郭某政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对三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劳力士手表、高档相机及相关不正当利益）全部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置后上缴国库。

03

上级行审批，

不免除支行人员罪责

案件审理过程中，樊某顺等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辩解意见，称涉案贷款的最终审批权属于A银行重庆市分行（上级行），支行仅负责材料收集与上报，无最终审批权限，即便贷款违规，责任也不在支行三人，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针对该辩解，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认定：涉案贷款虽由上级分行完成最终审批，但樊某顺、何某、郭某政作为A银行重庆开州支行信贷业务直接经办人，依法负有贷前材料真实性核查、尽职调查、风险揭示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上级行拥有最终审批权而免除。

三被告人明知贷款材料全系伪造、贸易背景完全虚假，仍为谋取私利，不履行法定职责，隐瞒风险点并将虚假材料上报，直接促使上级行完成审批，是违法发放贷款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此案折射国有大行基层支行普遍存在的制度性、文化性缺陷，对全行业具有强警示意义。

长期以来，基层支行考核以贷款增量、客户数量、利润指标为核心，与薪酬、晋升、评优强绑定。在 “冲业绩” 压力下，合规让位于业务，贷前调查 “走过场”、材料包装 “标准化”、风险提示 “内部消化” 成为潜规则。本案三人为完成考核任务，不惜与企业合谋造假，本质是 “业绩至上” 扭曲了职业底线 。

此案以沉重代价证明：银行信贷的生命线不在高楼总部，而在基层支行；不在制度文本，而在每一次尽调、每一笔审批、每一次贷后检查的严格执行。任何放松风控、追逐短期业绩的行为，最终都将以法律严惩与巨额损失收场。（作者：资管有道）

Fintecdaily.com 认为：工行开州支行这起尘封十年的违法放贷案，是一场典型的基层支行信贷防线集体塌方。其核心教训在于，当“一把手”带头沦陷，银行内部的制衡机制与三道防线便会瞬间从功能性装置沦为装饰性摆设。在2011至2014年那个信贷扩张的特定阶段，基层行长往往拥有极高的实质话语权，而对公经理则沦为材料“包装师”。即便在金融科技高度发达的2026年，虽然大数据风控能部分替代人工核查，但“人”的因素依然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此案的实刑判决为行业敲响了长效警钟：信贷追责不因职务变动或时间推移而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