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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银行两任董事长接连失联:一个远遁海外,一个下落不明

三个月前,他还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两会期间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谈中小银行改革、谈REITs制度突破、谈净息差“磨底筑稳”。三个月后,人找不到了。
天府银行两任董事长接连失联:一个远遁海外,一个下落不明

最近,西南金融圈又炸了一颗雷。

四川天府银行现任董事长黄毅,失联了。

三个月前,他还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两会期间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谈中小银行改革、谈REITs制度突破、谈净息差“磨底筑稳”。三个月后,人找不到了。

这已经是天府银行第二位出事的掌舵人。

就在去年,这家银行的前实控人、首任董事长黄先伟,据称已经举家远遁海外。

两个人都姓黄,都从人民银行仪陇县支行起步,都当过这家银行的董事长。但一个跑了,一个失联了。

从仪陇县走出来的两个人

黄先伟比黄毅大四岁,1964年出生,南充营山县人。

1982年,18岁的黄先伟从银行学校毕业,进入人民银行仪陇县支行。从信贷员干起,一路做到了支行行长。那会儿他才31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黄毅是1968年生人,南充本地人。1991年2月,23岁的黄毅也进了人行仪陇县支行。两年后,他去了中国银行南充分行。

1995年,黄先伟升任人行南充支行副行长。1998年,他开始参与南充市商业银行的筹备工作。

2001年底,南充市商业银行正式成立,黄先伟出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次年4月,黄毅从中国银行空降过来,成了黄先伟的下属,先后担任行长助理、成都分行行长、总行副行长、行长。

两个人共事了至少15年。

南充市商业银行后来改名四川天府银行,一度是四川省内城商行里的明星。2024年,资产规模接近2600亿元,位列四川省城商行第三。

但光环之下,危机早就埋下了。

从顶峰到谷底,只用了不到十年

天府银行的经营状况,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

那一年之后,净利润开始缩水,资本充足率持续承压。早年那种突飞猛进的势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沉重的经营压力。

到2024年,银行不得不启动增资扩股。在四川省、南充市两级政府支持下,引入了四川省属国企蜀道投资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23.35%。国资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提升至55.96%。

就在国资入主的同时,黄先伟选择了离开——据称举家远遁海外。

一个掌控了这家银行兴衰命运二十多年的初代元老,最终以这样的方式退场。

黄毅的三年:从接棒到失联

黄先伟走后,黄毅接过了董事长的位置。

2023年3月,四川银保监局批复同意黄毅出任四川天府银行董事长。那时他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任内,他推动银行深化政银合作,获得了南充市2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2026年两会期间,他还在积极建言,提出中小银行应探索“信贷资产证券化+商业不动产REITs”双轮驱动模式。他说,2026年金融市场将是“存量盘活”与“增量创新”齐头并进的一年。

他还说,中小银行要有“难以复制的软实力”。

这些话言犹在耳,人却联系不上了。

目前,天府银行的党委书记已经换成了刘平——一位来自南充市政府的官员,此前担任过南充市投资促进合作局局长、住建局局长、经信局局长等职。董事长黄毅虽然名义上还是董事长,但已经不是党委书记了。

一家银行,两任董事长,同一个结局

黄先伟和黄毅,都是从人民银行仪陇县支行走出来的。

一个干了二十多年,把银行从无到有带起来,最后远遁海外。一个接棒三年多,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人就失联了。

一家银行,两任董事长,结局惊人地相似。

这让人不得不问:问题到底出在哪?

是个人操守的问题?还是银行治理的结构性问题?又或者是城商行在快速扩张后必然面临的清算?

恐怕都有。

天府银行早年发展迅猛,但那时的金融监管环境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快速扩张往往伴随着风险积累,而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各种方式暴露出来。

国资入主,本意是优化股权结构、改善经营状况。但从黄先伟远遁到黄毅失联,说明问题不是换个大股东就能解决的。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家银行多年积累的治理缺陷和风险隐患。国资进来可以补资本、可以换人,但换不掉的是长期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文化惯性。

最后说几句

黄先伟跑了,黄毅失联了。

两个曾经掌控近2600亿资产的银行家,一个下落不明,一个远走他乡。

这不是什么体面的结局。

对于天府银行来说,当务之急是稳住局面。董事长失联,行长也已经换了人——2026年2月,王成接替钟辉出任行长。新班子能不能把这家银行带出泥潭,还需要时间检验。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城商行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些靠关系、靠胆子、靠政策红利堆出来的规模,终究是要还的。

黄先伟和黄毅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脚。

一家银行的命运,往往藏在掌舵人的选择里。选对了,银行兴;选错了,银行衰,人也跑不了。(作者:行长摘要)

Fintecdaily.com认为,四川天府银行现任董事长黄毅失联、前实控人兼首任董事长黄先伟远遁海外的下行路径,与其自2015年后净利润持续缩水、被迫于2024年引入国企蜀道投资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进行增资扩股的趋势高度重合,直接暴露出这家西南区域持牌城商机构在应对一把手权力约束虚化、历史陈酿风险隐匿及底层关联交易非现场审计上的制度残局。虽然该机构此前依靠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总资产扩表接近2600亿元的账面指标维持资产排名,但在前后两任董事长惊人相似的结局、涉及跨省市利益往来引发深度倒查的硬现实下,这类过度依赖关键人决策脉冲、缺乏总行层面刚性跨部门内控约束的持牌法人在面对穿透式金融反腐常态化时,暴露出核心风控中后台功能性失调与系统性声誉全面沦陷的生存残局。野蛮生长时期积累的违规授信漏洞集中出清、前核心高管集体离场引发管理风险,正使其面临关于资产质量真实分类与合规内控全面倒查的重压。政府背景党委书记接替、新任行长到任仓促救火,说明其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合规传导与跨部门内控校验机制上在非现场系统监测中已处于合规存疑的整顿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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