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分红率仅10%,苏州农商银行分红规划惹恼小股东
5月28日,苏州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苏农银行)召开2025年度股东大会,小股东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议案,投出了大比例的反对票。
公告显示,关于制定《2026-202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总体反对票为4757.6568万股,占比为10.3348%。这些反对票全部来自持股5%以下的小股东。
同时,关于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总体反对票的比例也都超过10%,与其他议案的投票比例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看来,小股东对未来3年的股东回报规划以及高管薪酬,用投票表达了不满。
现金分红率仅10%
那么,引发小股东不满的关于2026-202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设定了怎样的现金分红率呢?
该议案规定,2026-2028 年度,若本行当年进行股利分配,则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现金分红率仅设定10%的下限,与同业相比明显偏低,引发小股东的不满并不令人意外。
而且,这样的现金分红率也低于2025年的水平。
2025年,苏农银行中期现金分红每股0.09元,期末现金分红每股0.12元,合计现金分红每股0.21元,分红金额为4.24亿元,占归母净利润20.43亿元的20.75%。
对于2025年的利润分配方案,股东同意票占比99.09%,反对票仅0.83%、弃权票0.10%。这说明,现金分红率超过20%才能让股东满意。
而未来3年,现金分红率仅设定10%的下限,这样的中长期分红规划遭遇高比例反对票,引发股东不满。
而且,即使制定了10%的现金分红比例下限,苏农银行还设置了多项限制条件,甚至在规划中提出,本行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中,未做出现金分红方案的,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和未用作分红的资金留存的用途和使用规划,并由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这无疑更增加了现金分红的不确定性,也更令小股东担忧。
高管薪酬争议
本次苏农银行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及薪酬管理办法两项议案,遭遇了超 10% 的反对票。
这两项议案内容显示,苏农银行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等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50%;
年度薪酬总额综合考虑当年人员总量、人员结构、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风险控制、监管要求等多种因素,薪酬与市场发展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匹配、与风险管理相结合,践行激励与约束匹配、业务发展与合规并重、短期与长期兼顾的薪酬机制。
金通社注意到,此次苏农银行新制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内容偏笼统,未明确业绩考核细则、薪酬上限以及薪酬追索的具体触发条件,被市场质疑存在高管自定薪酬、约束机制不足的问题。
高管薪酬议案不同于往年仅由董事会审议审批,相关议案今年首次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中小股东得以行使投票权,长期积累的不满集中释放。
同时,因议案涉及董事等关联股东,合计211万股相关股份依法回避表决,进一步放大了中小股东的投票权重,也让反对票占比更为突出。
2025年财报中披露的薪酬显示,苏农银行董事长徐晓军175.70万元,行长王亮25.09万元(2025年11月起任职),副行长夏立军140.18万元,副行长邱萍140.32万元,副行长费海滨、耿植均为20.08万元(2025年11月起任职)。
已离任的高管中,行长庄颖杰150.47万元,副行长沈志超129.24万元,缪钰辰90.70万元。
苏农银行董事长行长175万元左右的年薪,在上市银行中属于中等偏上,但是相对于股东的现金分红率10%的下限,属于底部,这种强烈的反差,极有可能引发小股东的不满,因此也对高管薪酬议案投出了反对票。
让股东同步分享发展成果,而不是高管稳拿高薪,这是苏农银行亟需解决的问题。(作者:金通社)
Fintecdaily.com认为,苏农银行2025年度股东大会上,关于制定《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董事薪酬方案及薪酬管理办法等核心议案,均遭遇持股5%以下小股东超10%的大比例反对票。引发散户强烈反弹的根源,在于新规划将未来三年的现金分红率下限骤降至仅10%,远低于2025年20.75%的实际分红水平,且设置了多项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免责豁免条款。这种中长期分红确定性的严重倒退,与董事长徐晓军175.70万元、原行长庄颖杰150.47万元等高管层长期维系的中等偏上高薪酬形成了强烈反差。高管稳拿高薪与股东回报探底的利益割裂,直接导致小股东利用今年首次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契机集中释放不满。苏农银行新制定的高管薪酬管理办法内容极其笼统,未能明确具体的业绩考核细则、薪酬追索触发条件以及硬性薪酬上限,被市场直接质疑存在高管自定薪酬、激励与约束机制脱节的合规漏洞。尽管通过关联股东依法回避表决放大了中小股东的投票权重,但这类制度设计的缺位已经暴露出非现场公司治理的深层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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