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前副行长席荣贵被查：躲房企做CEO拿500万年薪，以为安全降落

金融反腐的利剑，再次刺向那些试图“离职即免责”的侥幸者。

5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席荣贵被查。这位曾从国有大行跨界跳槽至房地产行业的明星高管，在淡出公众视野近六年后，以这样的方式重回聚光灯下——这一次，不再是风光履新，而是执纪审查。

席荣贵，1972年出生，在建设银行体系内深耕23年。2009年至2014年，他担任建行广东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掌舵区域对公信贷、企业金融服务等核心业务。2014年，42岁的席荣贵升任建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成为经济大省分行主管公司业务的年轻干将。

彼时，他是银行系统的“明日之星”，手握信贷审批、企业资源对接的实权，是房企争相拉拢的关键人物。

2018年，席荣贵做出了令行业意外的决定：辞去建行职务，跨界进入房地产行业，加入合生创展。同年9月3日，合生创展正式公告，委任席荣贵为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填补了该职位长达六年的空缺。

据披露，席荣贵在合生创展的固定年薪达500万港元，双方签订三年固定任期合约。合生创展官方对其寄予厚望，称其拥有逾18年银行业营运及企业管理经验，能够为公司经营发展赋能。

然而，这场跨界任职并未走完既定周期。2020年11月，距三年任期届满尚有一年多，席荣贵突然提请辞职，同步辞去执行董事及财务委员会等全部职务，成为合生创展又一位未坐满任期便离任的总裁级高管。公告给出的理由是“投入更多时间处理个人事务”——这几乎成了离任高管的标准说辞。

席荣贵的轨迹并非孤例。建行由于在房地产企业贷款业务上具有优势，多位中层骨干曾跳槽至知名房企担任高管。

此前，建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辞职后入职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其利用建行职权为房企谋利、离职后权力变现的行为，被列为金融领域政商“旋转门”腐败典型案例。

建行投行部原总经理、建银国际原董事长王贵亚，离职后进入万达集团任职，同样难逃反腐核查。

一系列案例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国有大行核心岗位高管，掌握信贷、资源对接核心权限，离职后高薪入职民营房企，最终因在职期间的利益输送、权力寻租问题被追责。看似“市场化流动”，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关系变现。

针对此类现象，中纪委早已明确点名“逃逸式辞职”腐败问题。官方界定，部分金融、国企领域干部察觉到违纪违法问题暴露风险后，通过主动辞职、跨界跳槽、提前离岗等方式企图规避追责，这是典型的“带病离场”。

今年5月被开除党籍的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原副行长徐鸿周，就是“逃逸式辞职”的典型。通报显示，其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2017年从中国银行离职后违规到原任职务管辖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任职。这种操作手法与席荣贵如出一辙。

随着金融反腐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层面持续打破“离职即免责”的错误认知。席荣贵被查再度印证：金融反腐无盲区、无例外，针对国有大行离职高管的溯源式追责、穿透式监管持续落地。

那些试图以辞职斩断监管关联、掩盖过往违纪违法事实的“聪明人”，终将为自己的精心算计付出代价。政商“旋转门”和“逃逸式辞职”的腐败空间，正在被持续压缩。（作者：财经野武士）

Fintecdaily.com认为，建行广东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席荣贵被查，再次凸显国有大行高管跨界流动中的廉政风险。席荣贵在建行体系内工作23年，2014年升任广东省分行副行长，主管公司业务，2018年辞职后进入合生创展担任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2020年提前离任。这一轨迹与此前建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投行部原总经理王贵亚等案例高度相似，均涉及从掌握信贷审批权的核心岗位离职后进入房地产企业，最终因在职期间利益输送问题被追责。此类“逃逸式辞职”反映出部分高管利用职务便利为特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离职后通过高薪职位实现利益兑现。监管已明确将此类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穿透式追责机制逐步落地，打破了“离职即免责”的认知。建行作为国有大行，在房地产融资领域业务集中度较高，相关岗位权力集中与监督缺失，容易形成廉政风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