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汇丰村镇银行退场！详解汇丰银行探索中国县域金融20年始末

10月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发布批复，同意解散重庆丰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在此之前，该行已将存续的存贷款业务转让给汇丰银行（中国）重庆分行，实现了业务的基本清零。这一纸批复，标志着汇丰在中国内地设立的12家村镇银行中，又有一家正式画上句号。

需要强调的是，重庆丰都汇丰村镇银行成立于2009年12月，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全资设立，是汇丰早期布局中国内地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机构之一，截至2025年末总资产超过1亿元。

事实上，随着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此前获批解散，以及广东恩平、北京密云、湖北麻城等多家机构陆续启动业务转让或进入解散程序，汇丰在华村镇银行版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收缩。

这一现象不仅是单一外资金融机构的战略调整，更引发了业界对外资银行深耕中国县域金融市场的深层思考：在广袤的农村金融市场中，外资银行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其退场背后又折射出哪些行业发展的深层逻辑？

政策东风下的战略落子

汇丰村镇银行在中国的布局，始于政策开放的东风。2006年，原银监会放宽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地区的准入政策，旨在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解决当时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和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

作为首批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国际性银行之一，汇丰率先积极响应，于2007年12月在湖北随州设立了首家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注册资本1000万元。这一战略落子，既是对外资准入政策红利的敏锐捕捉，也是汇丰基于自身长远发展的深思熟虑。

汇丰银行高管郑海泉曾明确指出，中国农村市场发展迅速但尚未充分开发，蕴含着巨大的业务机会。然而，汇丰银行并非简单地将村镇银行定位为公益性金融机构，而是强调必须以专业、可持续、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来开展农村金融业务。时任高管王冬胜也反复强调商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在汇丰看来，作为扎根中国150年的国际银行，深知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因此，发展村镇银行业务、践行普惠金融，被纳入汇丰集团在中国整体发展战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监管层当时也寄予厚望，希望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引发“鲶鱼效应”，为相对传统的农村金融市场带来先进的治理理念、风控技术和“小而精”的差异化服务模式。

在这一背景下，汇丰迅速扩张，在湖北、重庆、福建、北京、广东、辽宁、湖南和山东等12个省级地区设立了村镇银行，共拥有26个服务网点，构建了内地外资银行中最广泛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其布局并非盲目追求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主动下沉，将重庆丰都县、湖南平江县和湖北麻城县等国家级贫困县纳入服务版图。

这种“立足县域、支农支小、服务社区”的市场定位，以及“兼顾当地普惠性和商业可持续性”、“当地吸收资金尽可能多地用于当地”的经营理念，充分体现了汇丰试图在政策导向与商业逻辑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战略。

这种布局策略背后，隐藏着汇丰更深层的商业考量：一方面，利用政策窗口获得先发优势，比后来者更早建立地方客户关系、招聘熟悉本地的金融人才并积累信贷数据；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小规模的资本投入试验新的业务模式，在县域市场检验商业可行性后再决定是否大规模复制。

当然，资本投入较小不等于经营成本低，更不等于盈利有保障，但这恰恰反映了汇丰试图以较低试错成本探索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战略。

探索差异化经营实践

后续，在具体经营实践中，汇丰村镇银行展现出了鲜明的差异化特色。与许多本土村镇银行初期主要服务于传统农户不同，汇丰将初期的重点服务对象锁定为农业相关企业，特别是具有出口业务的企业。

这一策略的逻辑在于，汇丰拥有广泛的国际银行网络，在跨境贸易结算、贸易融资和企业现金管理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通过为这些出口型农业企业提供融资和结算服务，汇丰不仅能够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直接面对分散农户所带来的高昂获客成本和信用风险。

在风控理念上，汇丰试图将其在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积累的农村金融经验引入中国。

其核心创新在于，更加重视企业经营现金流和实际偿债能力，而非简单依赖传统的抵押品。这种基于现金流的信贷审批模式，对于缺乏有效抵押物但具有稳定经营流水的小微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种更为精准的金融支持。

随着业务的深入，汇丰也意识到单纯依赖对公业务难以实现真正的“支农支小”和社区扎根。

因此，在2012年，汇丰专门成立了村镇银行零售业务部，开始全面服务社区居民和个人客户，在县域市场实现金融服务的精细化和全面化。

到了2012年，汇丰村镇银行网络已覆盖12个省级地区，累计服务农村客户近3.5万人，贷款余额约18.5亿元，涉农贷款占比超过90%。汇丰高管当时还提出，计划在条件成熟时考虑设立地区性总部，以实现规模效应。

然而，这种看似完美的差异化模式在实践中却遭遇了瓶颈。

从出口企业切入虽然发挥了汇丰的特长，但县域内具备出口资质的农业企业数量毕竟有限，市场天花板较低。而向零售业务的转型，则意味着汇丰需要直面本土农商行和农信社的激烈竞争。

外资银行标准化的工作流程、精细化的风控体系以及较高的运营成本，在面对单笔金额小、频率高、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县域零售客户时，不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反而可能因为流程繁琐、审批链条长而丧失灵活性。

这种“高举高打”的经营模式与县域市场“接地气”的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结构性错位。

这种结构性矛盾并非汇丰独有。事实上，渣打银行、澳新银行、东亚银行等外资机构在华设立的村镇银行也相继面临类似困境，纷纷选择退出或转让。

澳新银行首家村镇银行——梁平澳新村镇银行2009年开业，2023年即被批复解散；东亚银行在内地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陕西富平东亚村镇银行2010年开业，2017年便转让给陕西定边农村商业银行。

外资银行在中国县域金融市场的集体收缩，早已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结构性困境下的必然选择。

水土不服导致亏损困局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最终体现在财务报表上。2025年，汇丰系11家村镇银行无一盈利，全部处于亏损状态。

以重庆丰都汇丰村镇银行为例，截至2025年末，其总资产虽超1亿元，但全年营业收入仅为506.57万元，较2024年大幅下降约36.71%，利息净收入511.35万元，其他净收入更是亏损6708.68元。北京密云汇丰村镇银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4.30%，净利润亏损968.46万元。

导致这一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成本结构的高企。外资行精细化、高标准的工作流程与风控体系，在业务体量微小的农村网点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反而变成了沉重的成本负担。

其次是客群错位。外资银行的品牌定位、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与县域市场主流客群的实际需求存在偏差。

此外，外资银行一直存在的品牌认可度低、难以融入当地经济圈等“水土不服”问题，在县域熟人社会中尤为突出。毫不讳言地说，在县域市场，人情关系和本地化信息往往比标准化的风控模型更为有效，而这恰恰是外资银行的短板。

汇丰的退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顺应了行业“减量提质”的大势。2025年全年，全国共有310家村镇银行退出市场，占2010年以来退出总数430家的七成以上。

随着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通过“村改支”、“村改分”等方式加速整合旗下村镇银行，整个行业的改革重心已从机构数量的压降转向资本补充、存量风险出清和经营能力改善。

回顾近20年，汇丰村镇银行的退场，是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注脚。它证明了外资银行在理念、技术和国际化经验上的优势，但也揭示了县域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作者：财经野武士）

Fintecdaily.com认为，汇丰村镇银行业务清零后解散，是外资县域金融试错成本与商业可持续对撞的结果。出口型农业对公与标准化风控难撑起分散小额零售，流程与合规成本在微薄体量上摊不开。熟人社会与本地信息优势仍在农商行、农信社一侧，品牌与跨境结算长板换不来县域规模效应。全系亏损与多地同步收缩，说明问题不在单点经营，而在模式与客群的结构性错位。村镇银行行业进入减量提质，村改支、村改分与风险出清是主线，外资先发网络正在让位于整合。普惠定位可以写进战略，最终仍要过盈利与本地嵌入两关。县域金融拼的是下沉效率与关系密度，不是国际经验的简单移植。退场本身也是对商业边界的重新划定。